“玉”见良渚——“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六届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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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六届年会暨第八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良渚隆重举行。玉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华玉文化中心及年会是张忠培先生倡导设立的,会议召开时,与会人员集体起立,向已故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原主任张忠培先生默哀致敬。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良渚遗址价值对比研究之‘东周时期玉器玉文化’”为主题,共同探讨中华玉器文化,交流中华玉器研究的累累硕果,感悟中华玉文化的无穷魅力。

主持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

大会主旨发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主持。

玉器组合是良渚高等级大墓身份和等级的反映,反山墓地中M12是核心墓葬,也是最显赫的“王”的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从玉器组合讨论反山墓地墓主的等级、身份和关系,他认为反山M12、M20、M14、M23均有凹缺的扁状镶插端饰,虽大小略有差异,但形制基本一致,可能是神像的帽子,代表了一定身份的共性,另外,这四座也是出土成组半圆形器的墓葬。所以他猜测M20、M14、M23墓主人可能分别担任过“王”的角色。另外,M12与左右的M16、M17,彼此关系甚为密切,除了直系血缘,M16、M17或许是M12直系血缘关系的近身臣僚。M22是与M12同一王族的女性成员,可能各有分管所属,但是肯定没有担任过“王”的角色。西部的M18、M15等级偏低,应是王族中显贵。

在文化交流上,非实用和具礼器化因素的玉器远较用于生活的一般性陶器活跃,传播快而远。至于陶器与玉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所见实例甚少。新石器时代以后,相对于玉与陶的关系、特别是两者相互关系而言,玉与铜的关系更加密切、复杂多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大顺从功能、青铜容器的起源、制作工序三方面来探讨了商周以前玉器对青铜器的影响。商周之后,青铜器发展相对较快,铜器对玉器影响更大,可从阶段性和区域性两个方面考察两者的关系。另外,从玉器与青铜器的关系和相互比较的角度研究古代玉器,有助于对玉器造型、装饰图案及元素构成、雕刻技法、与此相关的时代性、区域性以及信仰观念等深厚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研究的推进。

组玉佩在古代贵族生活中的服制和礼制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权贵的象征和标志。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刘云辉详细介绍了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的芮国国君墓和国君夫人墓、宝鸡益门春秋晚期早段的秦国高级贵族墓、旬邑马栏乡转角村战国晚期秦国武士墓等墓葬出土的组玉佩,透过这些实物,可以看出组玉佩在东周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这些发展变化也正是西周以来组玉佩反映贵族身份而建立的系统化序列规范之延续、削弱乃至完全突破的历史事实。

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教授黄翠梅以时代顺序逐一说明西周至战国早期各地玉琮出土和发展的情况。进入西周早期至两周之际,相较于前一阶段的分区分流发展,此时遗留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玉琮多数被随葬于和周王室关系密切的贵族墓葬作为与传统连结的纪念物或出于邻近京畿的祭祀坑中。到了春秋之后,玉琮的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展到甘肃礼县大堡台的秦国,邻近山东半岛的莒国、纪国、齐国,晋中北太原盆地的赵国,两湖平原的楚国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吴国领域,充分展现出周人礼制的影响下,玉琮的发展从整合汇流到四方拓展的分布态势。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的发言题目为“上古‘虎•龙’文化与‘琥’”。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二元的“虎•龙”通神文化曾盛行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崧泽—良渚文化,出现许多想象中“虎”与“龙”胚胎造型的玉雕,夏商周时期“虎•龙”二元母题宗教艺术品有盛有衰,春秋早期,单体虎形玉雕开始流行于以南阳盆地为中心的墓葬群,春秋晚期,单体龙形玉雕开始流行于周文化圈。春秋战国之交,长江中游荆州地区“楚式绿玉”的登场,发展了极特殊的“楚式礼玉”传统。这种绿玉制作看似“龙”,却可能蕴含“虎”的内涵的玉器,可能是《周礼•春官》“六器”里的“琥”。

荆州博物馆研究员张绪球介绍了湖北地区战国玉器分期年代与主要特征。初步分为四期,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前段、战国中期后段、战国晚期。其中出土玉器的战国早期典型墓葬为曾侯乙墓、当阳杨家山M2、M4、M5,襄阳山湾M19,当阳李家洼子M13,荆州雨台山M471,战国早期玉器流行阴刻纹饰,纹样有龙首纹,S纹、卷云纹、网纹等二十来种。

分组研讨中,第一组上、下半场的发言分别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主持。

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以及出土木牍记载表明,玉枕出现于汉初,流行于两汉。汉代以后虽少见,但一直沿用至明代。徐州博物馆研究员李银德探讨了汉代玉枕出土概况、玉枕的形制、三国至明代的玉枕、年代与分期、玉枕的性质与使用者的身份等问题。玉枕虽具有枕具的实用功能,但性质主要为殓葬玉器。汉代使用者身份为诸侯王、列侯、宗室、王国高官和郡县长吏等,汉代以后使用者非显即贵。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以“试论史前玉器观察与造型分类方法”为题介绍玉器可从中观、微观、宏观三个观察角度以及造型分类的方法,从中可找出充分反映玉器的特有属性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分类、提取有用信息。其中中观角度是指不借助任何设备,仅凭肉眼对于其整体进行全面观察。

玉戚是一种特殊形制的钺,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吴丝禾回顾了玉戚发展的源流,结合文献、考古出土的资料介绍了商代玉戚分为长方形戚、璧形戚;在玉戚的形制上,其两侧的扉棱非常特殊,数量、形状、大小均有不同;另外,玉戚安柄的方式不同使其使用方式不同,使用方式不同又会导致功用的差异。最后,她还介绍了扉棱的发展演变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介绍了夏商时期玉虎研究。在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玉虎是其中重要的文化内涵。夏商时期则是玉虎流行的重要时期,并且对西周及之后的玉虎形制演化产生重要影响。他主要介绍了四个时期玉虎,即商代晚期玉虎、商代早期玉虎、二里头文化玉虎、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并从玉虎的形体、形制、雕琢工艺、装饰纹样等方面分析了夏商时期玉虎向西周玉虎演化过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的发言题目为“冠帽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说玉人戴冠”。目前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的人物造型上均有戴冠的现象,而良渚无论是玉人还是玉器上琢刻的神人兽面像,冠的形象都得到了突出。良渚社会的信仰,一方面表现在琮的造型与纹饰上,二是冠状器的使用上。通过对高等级贵族的限定性使用和贵族间普遍使用来强化玉礼器所代表的礼法制度。他认为玉人戴冠的形象标志着中华文明已进入成熟的阶段。

会议现场

香港理工大学美术设计员林继来演讲题目是“三代玉神兽面、玉柄形器源流考”。他认为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当中,以玉神面最为突出,为石家河文化先民膜拜的神灵,其风格一直影响至三代玉神兽面。此外,石家河文化晚期高冠玉神面与三代流行的玉柄形器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组上、下半场的发言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叶茂林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员蔡庆良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宇介绍了费孝通与中华玉文化的渊源,他谈到费孝通先生晚年关注中国古代玉器,并身体力行投入到中华玉文化的研究、宣传和推广,意义深远,这跟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辅相成。中国的玉文化体系中的“玉德”理论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对中华民族的士人精神也有塑造作用。从现实角度研究中华玉文化,对于彰显中华文化自信,佐证中华五千年甚至更悠久的灿烂历史,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也有着重要价值。

湖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喻燕姣演讲的题目为“湖南澧县孙家岗新出土石家河文化玉器初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发掘了澧县孙家岗遗址石家河文化的98座墓葬。98座墓葬中除了1座瓮棺墓,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瓮棺墓中出土玉器5件;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分东、西两个墓区,东墓区未发现玉器,西墓区有22座墓中出土玉器。但这些出土玉器器型都很小、多残缺,只有16件较完整器,主要是象生、装饰、工具三类。通过分析,认为这批玉器受本地区域文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影响较大,是多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员蔡庆良以战国至汉代的玉器为例,简要介绍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及导致不同艺术风格产生的原因。战国玉器多以蛇为原型,呈现出二维平面剪影式的特征,玉器创作者以“频闪运动”来创造具有动态感的视觉错觉,“视觉的连续性”能够清楚辨识出蜿蜒的正弦波,这也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器物张驰交替、动静互见的原因。汉代玉器以三维兽身为原型,创作者以扭转兽身使频闪效果达成动态错觉。为兼顾动态错觉、和谐美感,又发展出“视觉中断法”的设计法则。即使在今天来看,这些器物也不陈旧,仍具新潮感,这些正得益于两千多年前无名巨匠的智慧及无穷创意,值得我们后人致敬。

会议现场

古玉无法进行有损检测,科学仪器也无法准确判断玉料产源地。因此,试图探讨和田玉进入中原的时间,仍需以考古发现为线索,结合文献研究、肉眼观察,以科学仪器检测为辅助综合分析。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琳强调这里探讨的和田玉,单指新疆和田地区所产的玉。依据这种思路,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商代、西周、春秋时期玉料应该都是来自于甘肃、青海、祁连山及以东地区。故宫博物院旧藏的战国传世玉器中发现和田玉籽料的踪迹,说明战国时期已有和田玉进入。两汉时期是和田玉进入中原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成为上层社会玉料的主要来源。至隋唐时期和田玉真正在玉器制作中占绝对统治地位。清代乾隆时期形成贡玉制度,开采、使用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了顶峰。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晓晶介绍辽博玉器馆藏来源主要分为传世玉器和出土玉器两大部分。传世的东周玉器中又可分为时作玉、仿古玉、伪古玉三种。时作玉是各个历史时期流行的玉器真品,每个时代的玉器无论器型、器类、纹饰、做工都各有风格。仿古玉是模仿前朝玉器、青铜、漆器等器型而制作的具有古意的玉器,用于玩赏或实用。而伪古玉虽也是模仿前朝旧物的器型制作而成,但目的却是为获取高额利润,一般玉料劣质,做工潦草。通过对辽博馆藏上述几类玉器的介绍和观赏,我们对这几类玉器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陈启贤以三门峡虢国九号墓出土玉器为例介绍了西周晚期玉雕工艺显微研究,虢国墓地位于河南三门峡市北,1990发掘的虢仲墓出土了横跨史前至西周时期的随葬玉器。为探讨西周晚期的微雕工艺,从180余件西周晚期玉器中选取了34件,通过显微镜放大进行观察,研究直线、曲线、钻头、管钻、镂孔的特征与加工方法。通过观察直线、曲线痕迹,使用工具为石核、石片、磨石;工匠在制作纹饰前会使用石核或石片进行“描花”、划样;会使用粗石核或砂岩磨石刮宽、磨宽阴线,以达到较宽的阴线效果;另外,斜刀面斜度、宽度一致,扇面跨痕细致,纹饰流畅的工艺技巧可作为西周晚期玉雕的断代依据。

朱乃诚、蔡庆良分别对第一二组发言进行总结

会议闭幕式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主持,出席闭幕式的有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常委、副区长,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新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汇报了第一组研讨情况,在汇报中他强调6位演讲者的发言内容详实精彩、讨论充分,共讨论了六种典型玉器,对研究有重要推进作用。台北故宫博物院馆员蔡庆良汇报了第二组研讨情况,讨论内容涉及范围广、内容丰富,涵盖了多个层面。

闭幕式主持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出席闭幕式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作会议总结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作会议总结,她首先回顾了此次会议议题的由来,本次会议研讨出现了更多新的面孔,研究深度、广度有明显拓展,表现在资料梳理越来越详细,性质和功能的探讨越来越深入,研究的方法更具多样性。研究的目的是求同存异,是少数人掌握的真理逐渐为大众所熟知了解的过程,她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各位专家学者能互相启发,形成良性互动。最后感谢各位专家对此次会议的大力支持以及主办方对此次会议精心的筹办。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常委、副区长,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新芳在闭幕式上发言

李新芳副主任在发言中指出,为期两天的会议以考察观展、大会主旨发言、分组讨论等多种形式开展,气氛热烈、成果丰硕,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了精辟和极具建设性的学术观点和意见,让我们领略了东周玉器但又不仅限于此的独特魅力,以及良渚玉器对其他地区及对后世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由两位先生的总结和杨晶老师的总结中可以看出本次会议有很多新材料、新视角、新维度、新观点,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更多拓展,另外,各位专家对良渚大遗址的考古和保护工作表示认可,是对所有良渚工作人员的鞭策和鼓励。本次会议正值良渚遗址申遗之时,这是几代考古人的夙愿,本次会议的召开无疑对申遗增添了助力。几届年会办下来,专家们的包容、理解、专业、支持,让人印象深刻,借助会议搭建的交流平台,我们体会到了交流的愉悦和分享的快乐,也体会到了专家学者们执着的求索精神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将是美好的回忆,永驻心底。

最后,李新芳副主任宣布本次会议圆满落幕。让我们“玉”见良渚,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分享到: 友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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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玉”见良渚——“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六届年会暨第八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纪实” 发布时间:2018-11-19

11月16日,“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六届年会暨第八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良渚隆重举行。玉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华玉文化中心及年会是张忠培先生倡导设立的,会议召开时,与会人员集体起立,向已故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原主任张忠培先生默哀致敬。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良渚遗址价值对比研究之‘东周时期玉器玉文化’”为主题,共同探讨中华玉器文化,交流中华玉器研究的累累硕果,感悟中华玉文化的无穷魅力。

主持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

大会主旨发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主持。

玉器组合是良渚高等级大墓身份和等级的反映,反山墓地中M12是核心墓葬,也是最显赫的“王”的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从玉器组合讨论反山墓地墓主的等级、身份和关系,他认为反山M12、M20、M14、M23均有凹缺的扁状镶插端饰,虽大小略有差异,但形制基本一致,可能是神像的帽子,代表了一定身份的共性,另外,这四座也是出土成组半圆形器的墓葬。所以他猜测M20、M14、M23墓主人可能分别担任过“王”的角色。另外,M12与左右的M16、M17,彼此关系甚为密切,除了直系血缘,M16、M17或许是M12直系血缘关系的近身臣僚。M22是与M12同一王族的女性成员,可能各有分管所属,但是肯定没有担任过“王”的角色。西部的M18、M15等级偏低,应是王族中显贵。

在文化交流上,非实用和具礼器化因素的玉器远较用于生活的一般性陶器活跃,传播快而远。至于陶器与玉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所见实例甚少。新石器时代以后,相对于玉与陶的关系、特别是两者相互关系而言,玉与铜的关系更加密切、复杂多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大顺从功能、青铜容器的起源、制作工序三方面来探讨了商周以前玉器对青铜器的影响。商周之后,青铜器发展相对较快,铜器对玉器影响更大,可从阶段性和区域性两个方面考察两者的关系。另外,从玉器与青铜器的关系和相互比较的角度研究古代玉器,有助于对玉器造型、装饰图案及元素构成、雕刻技法、与此相关的时代性、区域性以及信仰观念等深厚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研究的推进。

组玉佩在古代贵族生活中的服制和礼制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权贵的象征和标志。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刘云辉详细介绍了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的芮国国君墓和国君夫人墓、宝鸡益门春秋晚期早段的秦国高级贵族墓、旬邑马栏乡转角村战国晚期秦国武士墓等墓葬出土的组玉佩,透过这些实物,可以看出组玉佩在东周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这些发展变化也正是西周以来组玉佩反映贵族身份而建立的系统化序列规范之延续、削弱乃至完全突破的历史事实。

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教授黄翠梅以时代顺序逐一说明西周至战国早期各地玉琮出土和发展的情况。进入西周早期至两周之际,相较于前一阶段的分区分流发展,此时遗留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玉琮多数被随葬于和周王室关系密切的贵族墓葬作为与传统连结的纪念物或出于邻近京畿的祭祀坑中。到了春秋之后,玉琮的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展到甘肃礼县大堡台的秦国,邻近山东半岛的莒国、纪国、齐国,晋中北太原盆地的赵国,两湖平原的楚国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吴国领域,充分展现出周人礼制的影响下,玉琮的发展从整合汇流到四方拓展的分布态势。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的发言题目为“上古‘虎•龙’文化与‘琥’”。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二元的“虎•龙”通神文化曾盛行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崧泽—良渚文化,出现许多想象中“虎”与“龙”胚胎造型的玉雕,夏商周时期“虎•龙”二元母题宗教艺术品有盛有衰,春秋早期,单体虎形玉雕开始流行于以南阳盆地为中心的墓葬群,春秋晚期,单体龙形玉雕开始流行于周文化圈。春秋战国之交,长江中游荆州地区“楚式绿玉”的登场,发展了极特殊的“楚式礼玉”传统。这种绿玉制作看似“龙”,却可能蕴含“虎”的内涵的玉器,可能是《周礼•春官》“六器”里的“琥”。

荆州博物馆研究员张绪球介绍了湖北地区战国玉器分期年代与主要特征。初步分为四期,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前段、战国中期后段、战国晚期。其中出土玉器的战国早期典型墓葬为曾侯乙墓、当阳杨家山M2、M4、M5,襄阳山湾M19,当阳李家洼子M13,荆州雨台山M471,战国早期玉器流行阴刻纹饰,纹样有龙首纹,S纹、卷云纹、网纹等二十来种。

分组研讨中,第一组上、下半场的发言分别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主持。

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以及出土木牍记载表明,玉枕出现于汉初,流行于两汉。汉代以后虽少见,但一直沿用至明代。徐州博物馆研究员李银德探讨了汉代玉枕出土概况、玉枕的形制、三国至明代的玉枕、年代与分期、玉枕的性质与使用者的身份等问题。玉枕虽具有枕具的实用功能,但性质主要为殓葬玉器。汉代使用者身份为诸侯王、列侯、宗室、王国高官和郡县长吏等,汉代以后使用者非显即贵。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以“试论史前玉器观察与造型分类方法”为题介绍玉器可从中观、微观、宏观三个观察角度以及造型分类的方法,从中可找出充分反映玉器的特有属性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分类、提取有用信息。其中中观角度是指不借助任何设备,仅凭肉眼对于其整体进行全面观察。

玉戚是一种特殊形制的钺,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吴丝禾回顾了玉戚发展的源流,结合文献、考古出土的资料介绍了商代玉戚分为长方形戚、璧形戚;在玉戚的形制上,其两侧的扉棱非常特殊,数量、形状、大小均有不同;另外,玉戚安柄的方式不同使其使用方式不同,使用方式不同又会导致功用的差异。最后,她还介绍了扉棱的发展演变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介绍了夏商时期玉虎研究。在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玉虎是其中重要的文化内涵。夏商时期则是玉虎流行的重要时期,并且对西周及之后的玉虎形制演化产生重要影响。他主要介绍了四个时期玉虎,即商代晚期玉虎、商代早期玉虎、二里头文化玉虎、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并从玉虎的形体、形制、雕琢工艺、装饰纹样等方面分析了夏商时期玉虎向西周玉虎演化过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的发言题目为“冠帽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说玉人戴冠”。目前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的人物造型上均有戴冠的现象,而良渚无论是玉人还是玉器上琢刻的神人兽面像,冠的形象都得到了突出。良渚社会的信仰,一方面表现在琮的造型与纹饰上,二是冠状器的使用上。通过对高等级贵族的限定性使用和贵族间普遍使用来强化玉礼器所代表的礼法制度。他认为玉人戴冠的形象标志着中华文明已进入成熟的阶段。

会议现场

香港理工大学美术设计员林继来演讲题目是“三代玉神兽面、玉柄形器源流考”。他认为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当中,以玉神面最为突出,为石家河文化先民膜拜的神灵,其风格一直影响至三代玉神兽面。此外,石家河文化晚期高冠玉神面与三代流行的玉柄形器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组上、下半场的发言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叶茂林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员蔡庆良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宇介绍了费孝通与中华玉文化的渊源,他谈到费孝通先生晚年关注中国古代玉器,并身体力行投入到中华玉文化的研究、宣传和推广,意义深远,这跟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辅相成。中国的玉文化体系中的“玉德”理论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对中华民族的士人精神也有塑造作用。从现实角度研究中华玉文化,对于彰显中华文化自信,佐证中华五千年甚至更悠久的灿烂历史,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也有着重要价值。

湖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喻燕姣演讲的题目为“湖南澧县孙家岗新出土石家河文化玉器初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发掘了澧县孙家岗遗址石家河文化的98座墓葬。98座墓葬中除了1座瓮棺墓,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瓮棺墓中出土玉器5件;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分东、西两个墓区,东墓区未发现玉器,西墓区有22座墓中出土玉器。但这些出土玉器器型都很小、多残缺,只有16件较完整器,主要是象生、装饰、工具三类。通过分析,认为这批玉器受本地区域文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影响较大,是多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员蔡庆良以战国至汉代的玉器为例,简要介绍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及导致不同艺术风格产生的原因。战国玉器多以蛇为原型,呈现出二维平面剪影式的特征,玉器创作者以“频闪运动”来创造具有动态感的视觉错觉,“视觉的连续性”能够清楚辨识出蜿蜒的正弦波,这也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器物张驰交替、动静互见的原因。汉代玉器以三维兽身为原型,创作者以扭转兽身使频闪效果达成动态错觉。为兼顾动态错觉、和谐美感,又发展出“视觉中断法”的设计法则。即使在今天来看,这些器物也不陈旧,仍具新潮感,这些正得益于两千多年前无名巨匠的智慧及无穷创意,值得我们后人致敬。

会议现场

古玉无法进行有损检测,科学仪器也无法准确判断玉料产源地。因此,试图探讨和田玉进入中原的时间,仍需以考古发现为线索,结合文献研究、肉眼观察,以科学仪器检测为辅助综合分析。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琳强调这里探讨的和田玉,单指新疆和田地区所产的玉。依据这种思路,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商代、西周、春秋时期玉料应该都是来自于甘肃、青海、祁连山及以东地区。故宫博物院旧藏的战国传世玉器中发现和田玉籽料的踪迹,说明战国时期已有和田玉进入。两汉时期是和田玉进入中原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成为上层社会玉料的主要来源。至隋唐时期和田玉真正在玉器制作中占绝对统治地位。清代乾隆时期形成贡玉制度,开采、使用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了顶峰。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晓晶介绍辽博玉器馆藏来源主要分为传世玉器和出土玉器两大部分。传世的东周玉器中又可分为时作玉、仿古玉、伪古玉三种。时作玉是各个历史时期流行的玉器真品,每个时代的玉器无论器型、器类、纹饰、做工都各有风格。仿古玉是模仿前朝玉器、青铜、漆器等器型而制作的具有古意的玉器,用于玩赏或实用。而伪古玉虽也是模仿前朝旧物的器型制作而成,但目的却是为获取高额利润,一般玉料劣质,做工潦草。通过对辽博馆藏上述几类玉器的介绍和观赏,我们对这几类玉器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陈启贤以三门峡虢国九号墓出土玉器为例介绍了西周晚期玉雕工艺显微研究,虢国墓地位于河南三门峡市北,1990发掘的虢仲墓出土了横跨史前至西周时期的随葬玉器。为探讨西周晚期的微雕工艺,从180余件西周晚期玉器中选取了34件,通过显微镜放大进行观察,研究直线、曲线、钻头、管钻、镂孔的特征与加工方法。通过观察直线、曲线痕迹,使用工具为石核、石片、磨石;工匠在制作纹饰前会使用石核或石片进行“描花”、划样;会使用粗石核或砂岩磨石刮宽、磨宽阴线,以达到较宽的阴线效果;另外,斜刀面斜度、宽度一致,扇面跨痕细致,纹饰流畅的工艺技巧可作为西周晚期玉雕的断代依据。

朱乃诚、蔡庆良分别对第一二组发言进行总结

会议闭幕式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主持,出席闭幕式的有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常委、副区长,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新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汇报了第一组研讨情况,在汇报中他强调6位演讲者的发言内容详实精彩、讨论充分,共讨论了六种典型玉器,对研究有重要推进作用。台北故宫博物院馆员蔡庆良汇报了第二组研讨情况,讨论内容涉及范围广、内容丰富,涵盖了多个层面。

闭幕式主持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出席闭幕式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作会议总结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作会议总结,她首先回顾了此次会议议题的由来,本次会议研讨出现了更多新的面孔,研究深度、广度有明显拓展,表现在资料梳理越来越详细,性质和功能的探讨越来越深入,研究的方法更具多样性。研究的目的是求同存异,是少数人掌握的真理逐渐为大众所熟知了解的过程,她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各位专家学者能互相启发,形成良性互动。最后感谢各位专家对此次会议的大力支持以及主办方对此次会议精心的筹办。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常委、副区长,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新芳在闭幕式上发言

李新芳副主任在发言中指出,为期两天的会议以考察观展、大会主旨发言、分组讨论等多种形式开展,气氛热烈、成果丰硕,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了精辟和极具建设性的学术观点和意见,让我们领略了东周玉器但又不仅限于此的独特魅力,以及良渚玉器对其他地区及对后世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由两位先生的总结和杨晶老师的总结中可以看出本次会议有很多新材料、新视角、新维度、新观点,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更多拓展,另外,各位专家对良渚大遗址的考古和保护工作表示认可,是对所有良渚工作人员的鞭策和鼓励。本次会议正值良渚遗址申遗之时,这是几代考古人的夙愿,本次会议的召开无疑对申遗增添了助力。几届年会办下来,专家们的包容、理解、专业、支持,让人印象深刻,借助会议搭建的交流平台,我们体会到了交流的愉悦和分享的快乐,也体会到了专家学者们执着的求索精神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将是美好的回忆,永驻心底。

最后,李新芳副主任宣布本次会议圆满落幕。让我们“玉”见良渚,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作者:韩翰 孔梦悦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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