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误乐场网址】儿童不是中心

杜威认为儿童是教学的起点,课程是教学的终点。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搭建有效而人道的联系。教学的中心工作是搭建这种联系,而并非关注和保护儿童。实际上,对于儿童的不同判断,是杜威和各种进步教育主张之间的关键区别。把杜威的教学思想概括为“儿童中心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误读,而且也对教育实际工作者形成误导。

杜威;儿童中心论;儿童;教学;课程

作者简介:丁道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把杜威的教学思想概括为“儿童中心论”,是一种误读。一些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可以支持这个判断:其中,杜威对于进步教育及其观念的相关批评和建议、对于卢梭自然教育观念的相关评论,是支持此判断的间接证据。杜威关于儿童与课程的相关理论,是支持此判断的直接证据。概括来说,杜威认为儿童是教学的起点,课程是教学的终点。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搭建有效而人道的联系。教学的中心工作是搭建这种联系,而并非关注和保护儿童。实际上,对于儿童的不同判断,是杜威和各种进步教育主张之间的关键区别。把杜威的教学思想概括为“儿童中心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误读,而且也对教育实际工作者形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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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认为杜威是一个“儿童中心论”者,在有关杜威教学思想的介绍当中十分常见。追根溯源,被收录在《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1916)当中的《学校与儿童生活》这篇演讲经常被人们引用。尤其是文中的下面这段话,更是相关论者的主要凭据。由于杜威在这段话当中明确用到了“儿童是中心”的字眼,人们便用这段话来证明杜威是一位“儿童中心论”者。

为了说清楚旧教育(old education)的几个主要特点,我也许说得夸张些:消极地对待儿童,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课程和教学法的划一。概括地说,重心是在儿童以外。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在那个基础上,儿童的生活就说不上了。关于儿童的学习,可以谈得很多,但学校不是儿童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变革(the change)是重心的转移(the shifting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he is the center about which they are organized)。[1]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并不把杜威视为“儿童中心”论者。例如:诺丁斯(Nel Noddings)在评论杜威时说:“他把‘旧教育’与‘新教育’对比,但是他并不确定无疑地肯定新教育。相反,他指出新旧教育的好坏之处,最后提出一种经过修正的教育观。”[2]单文经直接把“儿童中心”作为对杜威思想的一种“误会”:“书中(注:指杜威的《民主与教育》一书)引用艾默生的说法,建议教师与家长固然应‘重视儿童,自始至终重视他,但是也要重视你自己。’藉此为他在《学校与社会》书中所说‘一切教育的措施皆应以儿童为中心加以安排’所引起的误会提出辩解。”[3]张斌贤、王慧敏也有类似的判断:“许多学者将这段话视为杜威本人‘儿童中心’论的明确表述与集中体现。然而,杜威在这里实际上是描述当时教育中出现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正在发生,这是所谓新教育的突出特点,而不是杜威自己提出教育要以这种方式发生变革,可见以这段话作为杜威本人‘儿童中心’论的体现并不恰当。”[4]实际上,杜威全集晚期作品第13卷的《导言》中曾说过:“在20世纪教育思想史上,最普遍的误解之一,是把杜威误认为‘新教育’的代言人。而事实上,杜威对于‘新教育’的反对和对‘旧教育’的反对一样多。”[5]作为“新教育”重要标记之一的“儿童中心论”,不能被认为是杜威的教学思想。可惜的是,把杜威认为是“儿童中心”论者,至今仍然是中国大陆一些教育学资料的公论。①

我认为,杜威是不是一个“儿童中心”论者,这个问题值得再讨论,还不是一个定论。从杜威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系列相冲突的证据,足以表明杜威并不认同“儿童中心论”。其中,杜威对于进步教育②及其观念的相关批评和建议、杜威对于卢梭的自然教育观念的相关评论,可以为我们判断杜威的教学思想提供间接证据。而杜威关于“儿童与课程”的相关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直接证据。虽然杜威的教育哲学也经历过发展变化,但是对于教学过程中的儿童地位问题、教师角色问题,他的观念是一以贯之的。具体来说,尽管杜威对于新教育实践抱有深切的同情,但是他一早就对这些教育实践做过批评性的提醒。在一些晚期作品当中,例如《进步教育和教育科学》(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1928)《新学校有多自由?》(How Much Freedom in New School? 1930)《为什么要有进步教育?》(Why Have Progressive Education? 1933)《我们需要一种教育哲学》(The Need for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1934)等,杜威在持续地做这类工作。尤其是1938年出版的《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一书,更是直接阐明了杜威自己的立场。基于这些文章和书籍的相关论述,继续说杜威是“儿童中心论”者是不妥当的。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杜威的教学思想。

实际上,关于杜威是否支持“儿童中心论”,还与一系列其它问题相关联。例如,杜威在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小学进行的教育实验(1896-1903)是不是“儿童中心”的?杜威需要为各种鼓吹儿童自由的新教育主张负责吗?以及,更重要的是,“儿童中心论”与杜威的社会本位的教育学说可以相匹配吗?如果不搞清楚杜威是不是一位“儿童中心”论者,也就很难搞清楚后面这些问题。而且,在杜威的教育理论如此盛行的今日中国,他是不是一位“儿童中心”论者,绝不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考据,而是关乎教育实际工作方向的大问题。

二、杜威论进步教育

杜威和进步教育的联系

杜威和进步教育的关系问题,是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根据克雷明(Lawrence A.Cremin)的介绍,1926年首任进步教育协会主席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去世以后,杜威就开始担任该协会的名誉主席。1927年,进步教育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在给杜威的信中写道:“您比任何人更能够代表我们协会所主张的哲学思想。”杜威接受了进步教育协会的邀请,担任该协会的主席职务,直到1952年6月1日去世时为止。[6]在此期间,进步教育协会于1939年成立了“约翰·杜威学会(John Dewey Society)”。③在杜威逝世后不久,进步教育协会也于1955年宣告解散。从这些历史信息,可以约略见到杜威与进步教育的密切交往。④《当前历史》(Current History)杂志甚至将杜威视为“美国进步学校之父”。[7]

因为这种密切的交往,更大可能是因为杜威在教育主张上对进步教育的同情,使得在进步教育式微以后,杜威还一再被当作进步教育者而受到批评。一个夸张的例子是,1952年3月17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曾有一篇介绍永恒主义教育哲学代表人物阿德勒(Mortimer Adler)(曾主持编写著名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改革计划》(The Paideia Proposal)[8])的文章。文章追溯了阿德勒在学生时代和杜威之间的冲突,并且通篇对杜威大加挞伐。这篇文章当中配发了一张杜威的照片,照片下面的题注是:“杜威,一个比希特勒还危险的人?”[9]两个多月以后,杜威离世。1963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书,认为新教育有两大知识基础:一是对科学的误用,二是杜威的教育哲学。[10]其中,杜威是倡导教育中民主议题的教宗,而桑戴克则告诉人们在教育上应该如何应用科学。[11]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美国畅销书当中,仍数次提到杜威,但都是用一种批评的口气。书中写道:“这些文化贩子的强烈动机就是去发现青年们的口味,这样便可卓有成效地把我们时代的精神引入迷宫。”⑥可以说,在离世的前后,杜威都曾因被误解为进步教育者而受到批评。

杜威同情进步教育的主张

按照当时倡导者们的概括,进步教育运动的主张包括:第一,学生有自然发展的自由;第二,兴趣是全部活动的动机;第三,教师是指导者,而不是布置作业的监工;第四,注重学生发展的科学研究;第五,对于儿童的身体发展给予更大的注意;第六,适应儿童生活的需要,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作;第七,进步学校在教育运动中的领导作用。[12]杜威自己也多次对进步教育的主张做出类似的概括。[13]

可以看出,一些针对杜威的批评,所批评的教育主张恰恰是进步教育的,而并非是杜威自己的。简单来说,这些受到批评的观念,可以用“儿童中心”来概括。譬如说,迎合学生兴趣、放松知识标准等。有趣的是,杜威在其晚期作品中已经对无限度的、无政府主义的学生自由,以及教育中对于知识内容的轻视表示过反对的立场。这些观点,散见于杜威对进步教育的一些评论文章当中。但是,相关的评论仍然会把杜威和进步教育合为一谈。忽略杜威对进步教育的评论,是把杜威的教学思想与进步教育主张混同起来的重要原因。那么,杜威对于进步教育是什么态度呢?

原来,杜威是把进步教育看作一种教育实验,并且只是在作为一种教育实验的意义上,进步教育才得到了杜威的同情。杜威说:“衡量进步学校成功与否的标准,要看这些实验派的先行者们带来的变化,最终能否被保守学校所采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进步运动是一桩好事。”[14]杜威相信进步教育对于撬动旧教育具有实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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